实盘配资网李政道“中介”战略：如何为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架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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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在合作需求、人才资源和目标认知等方面的差异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面临的巨大挑战。李政道凭借跨国学术声望与中美双边网络资源，具备打通合作要素流通的关键优势。本文分析了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李政道以信任中介、知识中介和人才中介三重角色，促成了双方在政策制定、目标决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有效对接，推动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顺利开展；提出了非对称性情景下国际科技合作中中介角色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国际科技合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图片来源：哥伦比亚大学网站

李政道（1926—2024年）是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其工作深刻推动了粒子物理与量子场论的发展，进而对20世纪物理学的整体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他在中国科技事业与高能物理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现有研究多聚焦其科学贡献，而对其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的中介角色缺乏系统分析。

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两国在合作需求、目标认知、人才资源层面存在显著不对称性。李政道凭借其跨国身份与学术影响力，在消解结构性障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通过构建政策磋商机制、主持技术路线论证并系统输送青年人才，将合作意向转化为实体平台，也为中国高能物理奠定了制度、技术人才基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协议签订后的首个重大工程，李政道以其在两国科技网络中的独特地位，积极促成其实施，在合作关键节点发挥了控制力。

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简称《协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简称《执行协议》）签署，科技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合作除受科技实力差距影响外，更受政治互信、文化与教育差异制约，只有找到在两国间充当沟通渠道的中介者，才能提升科技合作的“传递性”。

1、李政道作为信任中介促进达成具体合作协议

李政道在中美两国同时享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在美国，他先后获得多位顶尖科学家的引领和美国学界的认可与尊重。“综观物理学的各个不同领域，很难找到一处没有留下李政道的足迹，他犀利的物理直观和高超的解答难题的能力，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确的贡献。”

在中国，他的爱国情怀与学术声望使得决策者将其视为可倚重的技术顾问。

正是这种双向信任，中美双方把关键谈判与决策的主动权交到李政道手中。他发起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便敲定项目清单并推动落地，为BEPC启动提供政策依据，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得以走向现实。

1.1以个人名义组织召开中美高能物理“第零次”会议

1978年春，为使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进一步具体化，李政道提出组织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组的想法，并以个人名义召集了一次会议，邀请美国5大高能实验室和能源部的负责人都来参加。此次会议是中美高能物理具体合作的开端，可谓中美高能物理的“第零次”会议。李政道建议美国在高能物理领域与中国签订一项协议。尽管因审批流程出现波折，协议未顺利签成，但这份文稿奠定了日后《执行协议》的基本框架。

1.2组织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负责具体合作工作

《执行协议》签订后，为进一步协商和落实协议细节，提高可操作性，李政道决定立即组织一个由双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整个合作工作。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79年6月10—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内容包括讨论下一年具体合作的项目及专利版权2个部分。会议后，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国能源部双方正式签订了《附件》和《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零年六月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项目》2个协议，标志着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作正式开始。

在需求不对等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充当信任中介，李政道促成了协议的签订与落实。

2、李政道作为知识中介架起科学认知和决策桥梁

李政道在科学认知和科学决策之间架起了桥梁。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中国决策者面临着发展什么、如何发展的紧迫难题。李政道深谙学术领域内的研究动态和前沿，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具备作为知识中介（能够在学术与政策之间传递、翻译并整合信息的个人或组织）的学术敏感性和鉴别力。知识中介使重要思想和问题信息在交流中得到强调和重复，推动了这些知识内容的传播和接受，同时为决策者提供了对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现实目标的理解，在科学和政治之间架起了理解和沟通的桥梁。

值得注意的是，受制于中美两国高能物理发展水平的差距，想要打通科学认识和科学决策之间的渠道，李政道还需要在中美研究者之间充当知识中介角色。在BEPC方案的决策过程中，李政道先在中美科学家之间转译前沿动态与需求，又在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递送证据与判断，使技术方案得以在2条通道上同步流动并最终落地。

2.1作为中美研究者之间的知识中介推动方案论证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尚处于发展初期，在技术和认知水平上和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国内高能加速器项目决策存在激进的科技发展目标与国内经济条件脱节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政道等美籍华人科学家通过书信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进行了沟通。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有意通过建造质子加速器取得新的科研突破，但新加速器不仅需要在能量上超越国际水平，还需要巨额经费，就中国目前的经济能力未必合适。相反，正负电子对撞加速器在不同能级上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不仅可以做很好的基础研究，还能进行同步辐射的应用研究工作，同时比较适合中国当下的经济能力。然而，因质子加速器技术路线已获审批，他们的意见并未立即被采纳。

1981年初，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面临加速器方案重新论证的局面。经内部讨论，决定建设一台能量较低的质子同步加速器。然而，这一方案的科研价值受到质疑：客观条件不允许建设“大高能”，建成“小高能”又难以实现实质性科研突破。加速器方案的选择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得知消息后，李政道建议中方与美方实验室进行沟通，商讨进一步的合作事宜。随后的会议中，李政道提出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重新获得关注，并确定能量为2×2.2 GeV。方案最终得到了中美双方专家的一致认可。

2.2作为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知识中介促成最终决策

在完成对技术路线的论证后，在决策过程中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当时，在国内科学家赴美讨论对撞机方案的关键时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却放弃了经过严格论证的方案，做出了保守决定，认为应继续推进质子加速器方案，直至国内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此时方案的变动将会对中美双方的会谈进程造成极大不利影响。李政道强调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已经经过严格论证，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不能轻易更改，否则中美会谈难以顺利开展，合作也可能无法继续。这促使中国科学院领导层最终决定搁置质子加速器方案，优先讨论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的细节。

然而，在第3次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议前夕，关于调整高能加速器的请示报告仍迟迟未能通过。这让李政道感到极度焦虑。他再次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强调了高能加速器建设与中美合作顺利推进之间的紧密关系，重申对撞机方案的合理性和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终于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迅速以紧急报告的形式上报中央。

由此可见，为保证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不断线：

李政道在国内科学界对对撞机方案知之甚少的情况下，不遗余力地提出方案设计、帮助方案论证，说服了国内高能物理研究者；

在国内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之际，他以严格的论证和长远的战略考量，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

可以说没有李政道，就没有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的成功决策。

3、李政道作为人才中介推动BEPC人才培养

人才资源是国际科技合作顺利进行的系统保障，没有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支持，推动国际科技合作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然而，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中国还未从“文革”后的高等教育全面停摆中恢复过来，科研人才严重断层。但与此同时，中国高能物理方案经过“七上八下”后终于确定了首个发展项目—建造BEPC。在这个紧要关头，李政道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积极创造各种渠道，组织和推动美国5大实验室在科技和人才上支持中国建造加速器，过程中同时促进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队伍的成长。

3.1打通中美人才交流渠道

1975年，尽管对中国质子同步加速器方案持保留意见，李政道仍积极推动中美人才交流。他利用个人渠道与美国能源部及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建立联系，促成中国考察团前往美国考察。在中美尚未正式建交的背景下，李政道通过大量沟通与协调，为中国实验物理和加速器领域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随后，他进一步联系了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FNAL）、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SLAC）及美国20多所大学，推动这些机构接收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并获得了积极回应。

1979年1月，李政道致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提出系统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实验人才的建议。他强调，通过参与国际领先的高能实验组，结合深入观察和实践学习，中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具备国际水准的高能物理实验人才。这一举措为中国高能物理领域的发展开辟了重要的路径，并为后续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持。

3.2设立“李政道学者”项目

在提出建议并获得中国政府采纳后，李政道凭借此前与美国多家高能物理实验室及知名大学建立的联系，设立了面向中国学者的高能物理访问项目—“李政道学者”项目。该项目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深入参与美国高能物理前沿研究的机会，推动了相关人才的快速培养。这批学者在归国后为BEPC的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持，有效缓解了当时的人才短缺问题。1981年，参加项目的这批学者全部回国，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日后成为了高能物理领域的科研骨干，为BEPC的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李政道在中方人才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通过设法培养人才实现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作为人才中介，李政道积极推动人才培养且具有独特的控制优势。“李政道学者”项目便是这种控制优势的具体体现。该项目不仅为中国培养了急需的高能物理人才，也为美国高能物理实验室和高校输送了优秀的中国学者。这些学者积极参与实验项目，为科研团队提供了重要支持，提升了科研产出和整体效率。

4、结论

BEPC的成功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迈入国际前沿，其背后关键机制在于李政道有效充当中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结构洞”角色。他以个人声誉、学术网络与时间资本为桥梁，填补了当时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中的结构性空缺，实现了非冗余资源的有效链接与异质性信息的精准控制。在跨国科技交流机制缺失、双方资源高度不对称的制度环境中，李政道通过构建跨体制信任、创设合作接口与推动人才流动等一系列策略性行动，成功将中国在高能物理领域的迫切需求与美国的前沿研究体系进行对接，最终形成由两国共同推进的合作项目。

李政道虽已逝去，但他作为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网络中不可替代的“桥接节点”，其角色贡献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路径，也为科技外交史提供了重要案例。在当今逆全球化思潮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从结构洞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李政道的实践，不仅有助于解构非对称国际合作中的网络构建逻辑，更能为新时期突破科技合作壁垒、优化跨境创新治理提供理论启示与历史参照。

本文作者：叶青、樊荣

作者简介：叶青，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现代化；樊荣（通信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的社会研究。

文章来源：叶青,樊荣.李政道在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初期的角色及贡献[J].科技导报,2025,43(18):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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